应对煽动利用的最好办法，就是在第一时间告知公众，真相到底如何。没有真相的地方，往往就是谣言惑众的所在
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的，“6·28”事件必有深层次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由此暴露出的问题应引起反思”。事实上，这段话本身就是一种反思。
没有丝毫民间纠纷，不发生任何违法犯罪，这样的局面固然理想，却又大大脱离了实际。社会和谐并不是指一种平板玻璃的状态，而是说有了这样那样的矛盾之后，社会自然有民间的、行政的、司法的各种机制进行缓解，从而达至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安宁。作为社会和谐运行主导者的各级政府，以及具体执行政策的各级官员，理应见微知著，秉持公平与正义，将矛盾解决于萌芽之中，使不满化解在社会的最基层。瓮安事件所暴露的一个重要方面，恰恰是一些基层政府治理功能的弱化，矛盾不是迅速地解决，而是长期地积累起来，官员与民众不是和谐的互动，而是关系紧张缺乏互信。
这实际上是一种破坏能量的积累过程，而学生死亡事件不过是一个导火索。矛盾的积累、纠纷的交织、关系的紧张所酿成的恶果，必然要寻求一个出口。即便没有学生死亡事件，也可能会有其他民事的、刑事的案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避免瓮安事件并非不可能，而最根本的路径还在于提高基层政府和官员的治理水平。治理是一种服务，以积极和公正的姿态去理顺矛盾与纠纷，扭转官民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如此以来，任何问题都将在正常的轨道中得以解决，而不至于酿成恶性事件。
当然，基层政府亦须改进处置突发事件的习惯性做法。石宗源认为，瓮安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那么，除了上述深层次因素，还应该考虑的是，为什么少数人能够煽动利用民众从而造成群体性事件？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缺憾在于，当地基层政府对信息的披露被动而且不及时。应对煽动利用的最好办法，就是在第一时间告知公众，真相到底如何。没有真相的地方，往往就是谣言惑众的所在。那种认为封锁消息可以保持稳定的做法，已经被多次证明无效。
于今年5月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信息公开明确为政府的法定义务。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及时发布真实信息，这既是政府依法行政所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是防止事态恶化的技术性措施。信息越早公开，政府便能越早掌握主动。这是瓮安事件的教训，也是此类事件避免重演所必须吸取的教训。（原载7月3日《潇湘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