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羌族自治县人大副主任李春寿表示，北川将把目前整个县城保留原样，建成一个地震博物馆。同时考虑立两块大碑。一块刻上遇难者的姓名，另一块刻上此次地震灾难后全国的志愿者、支援者和捐赠者的姓名。（《新京报》5月28日）

　　建立地震博物馆，为死难者立碑，对灾难的部分“场景”进行永久性的保留，用以作为对死难者、对灾难的缅怀和警思，很必要也很重要。如此地震记忆的存留于世，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寄托哀思、强化灾难警惕意识的重要路径。然而，在笔者看来，却没有必要同时为捐赠者、志愿者等立碑。

　　众所周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爱心捐赠的洪流席卷了整个中国，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也纷纷对灾区伸出了援助之手。在爱心捐款的队列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在灾区救援和重建一线，有来自国内各地的救援者，也有来自国际社会的志愿者———灾难激发了全体中华儿女乃至全人类的生命悲悯激情，表达爱心者的数目之众如同汪洋大海，无法去细细加以统计，这远远不是一块纪念碑所能“承载”和容纳的，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很显然，一定要为捐赠者立碑，就很容易运作成这样一个结果：按照捐赠金额的大小，进行“排序”并留名———那么，少数捐赠数目巨大的富人、名人肯定是名留其上，而绝大多数的普通爱心捐赠者，因捐赠数目相对较小则自动被“剔除”。爱心无价，捐款是一种尽心尽力的行为，富人捐100万与穷人捐100元，捐款捐物与为灾区献血乃至发出一声祝福，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岂能前者名垂青史而后者藉藉无名？还有那些匿名捐赠者，“功德碑”上又该如何刻下他们的名字？这不仅是一个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还是无形中对于公共爱心的亵渎和伤害。

　　灾难激发了我们的爱心激情。可以说，爱心捐赠者都没有“施恩图报”的思想，只是在与灾区人民守望相助，奉献出自己的一份真挚的爱心。只要人类还有生命，就永远不会缺乏对生命、对同胞的关爱和关怀———在这样一次公共灾难中，全国人民与灾区群众心手相连，既出于生命悲悯的人性本能，又缘于公民责任。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理应是一种和谐的社会常态，而不是“功德”，不需要留名，更没必要树碑立传。

　　当然，我们也能理解灾区政府对于公共爱心的感恩之心。但表达感恩有很多种方式，并不一定要立纪念碑。完全可以在相关教育载体中，全面完整地记录下在本次地震中公共爱心的洋溢与炽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