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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帮助工人争取赔偿上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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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5月26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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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小小鱼:专为打工者提供维权指导的“娘家人”
三年来帮助工人争取赔偿上百万元
时报记者 李闻莺 文/摄 蔡郦 制图 时报记者 李闻莺 文/摄

  一个打工者“工伤索赔”的艰辛维权路

  时报讯 对云南打工者章先勇来说,2013年5月15日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

  这一天,他与原就职企业的劳动争议案件,在永康市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就像两万五千里长征,走到这一步,距离他受工伤已经过去整整一年零九个月。

  2011年8月15日,在永康市钢镁有限公司打工的章先勇左手被冲床压伤,由于没有工伤保险,所有的赔偿只能由企业承担。为了拿到应有的赔偿,两年多来,他经历了工伤认定、伤残鉴定、劳动调解、劳动仲裁……每一道程序,快的一两个月,慢的超过半年。

  “受伤只是噩运的开始,理赔才是真正的考验。”据“永康小小鱼劳工服务部”负责人黄才根介绍,章先勇的经历并不是个例。在“小小鱼”登记的来访求助者中,明确有社保的人只有31.6%,剩下的大多数,都面临着相对漫长的维权之路。

  

  受伤

  两年前遭遇意外 左手落下残疾

  都说“十指连心”,对章先勇来说,受伤的五指让他伤透了心。

  37岁的他,有一只看起来模样奇怪的左手。它只有四根残缺的指头,小指和无名指少了一截,中指弯曲,完全没有知觉,所谓“大拇指”,其实是从右脚取下的一只脚趾,歪歪扭扭的,一下都不能动。

  这一切源于两年前的工伤。2011年8月15日傍晚,在永康市钢镁有限公司打工的章先勇工作期间遭遇意外,左手被冲床压得血肉模糊。当晚他被送往缙云田氏伤科医院,初步诊断为左手毁损伤。

  “医生说如果不移植脚趾,左手就要全部切除。”章先勇告诉记者,为了保住左手,他经历了两次住院,三次手术,老板承担了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加起来4万多元。

  2012年1月,章先勇伤愈出院。这已是他从云南镇雄老家到永康的第12年,妻子和三个孩子都在身边,因为他的受伤,家里长达半年没有收入来源。

  “孩子要上学,一家人要吃饭,将来怎么办?”和所有受工伤的打工者一样,章先勇想到了现实困境。他跑回厂里软磨硬泡了一个多星期,老板答应先拿5000块钱,其他的过完年再说。

  而这,只是章先勇在漫长索赔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

  索赔

  索赔却没有工伤保险 在永康不是少数

  由于产业特殊性,在“五金之都”永康,工伤数量并不算少。据永康市人力资源社保局社保科科长胡继进透露,2012年,全市认定工伤5600多起。另据公开数据显示,2010年和2011年,该市工伤认定数量均超过6000起。

  发生工伤后,首先要弄清谁来赔偿。比如章先勇,他在永康打工十多年,从没签过劳动合同,也没有工伤保险,索赔只能向企业提出。

  “如果有工伤保险,社保基金会承担一部分赔偿,程序更规范,时间也比较短。”黄才根是“永康小小鱼劳工服务部”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永康,企业不给工人交社保的现象很普遍,就算交了,很多时候也只有工伤保险。

  以“小小鱼”登记在册的样本为例,2010年-2012年,该机构共接待求助工友1643人,其中8成以上都是工伤争议。他们中间,有社保的只有31.6%,另外还有38.12%的人根本不清楚自己有没有社保。

  对于这个说法,胡继进并不完全认同。他坦言,企业只交工伤保险的情况确实存在。至于缴纳情况,截至去年底,永康累计工伤参保人次为19.874万,社保覆盖面至少在五成以上。

  然而,根据永康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官网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4月29日,全市流动人口在册56万余人,加上57万左右的本地人口,永康当地人口超过110万。

  “还有很多流动人口是没有登记的。”黄才根认为,就算抛去老弱病残等没有工作的人,近20万的工伤保险人次也很难覆盖到一半。

  遇阻

  想要认定工伤 摆在面前的是“双轨制”

  索赔的另一个关键,就是具体金额。章先勇可以向企业提出多少赔偿,有一个重要参考标准,就是劳动部门认定的伤残程度鉴定。

  如何才能进行伤残程度鉴定?在永康当地,流传着两种程序:一是有工伤保险的,可以先做工伤认定,再做伤残程度鉴定;二是没有工伤保险的,无须工伤认定,直接申请劳动仲裁,再由仲裁部门转至伤残程度鉴定。

  “第二种比第一种耗费时间,法律风险也更大。”黄才根解释,工伤认定是明确企业责任的法定程序,也是统计一个地区工伤人数的依据。没有这道程序,对个人来说,可能出现企业不认账的情况;对整个地区来说,有一些工伤数据不被官方计入。

  根据永康官方数据,该地区去年的工伤发生率为2.8%,但黄才根认为,算上没做过工伤认定的,实际工伤发生率在6%左右。

  “我们确实有‘双轨制’,但选择哪种方式是自愿的。”对于有工伤保险才能做工伤认定的说法,胡继进予以否认。

  他解释,不做工伤认定直接申请仲裁的方式,是永康多年前尝试的一种新模式,目的为了让受伤者尽快拿到赔偿。毕竟,认定工伤还有最长15天的材料审核期、最长60天的工伤认定期,如果一方反对,还可以在60天内提起行政复议,持续时间也很长。

  至于不做工伤认定可能影响最后统计数据,胡继进认为,真正绕过工伤认定的人只是少数,对整体数据不会有太大影响。

  等待

  拿到伤残鉴定 申请仲裁却耗了9个月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风险,章先勇坚持先做工伤认定。为此,他按劳动部门要求,和原来的单位补签了一份劳动合同。2012年5月21日,永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他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2012年7月9日,章先勇的伤残程度被劳动部门鉴定为“伤残六级”。

  根据这个级别,章先勇提出23万余元的赔偿要求。由于和企业协商不成,双方进入劳动仲裁。

  “永康有个怪现象,没有调解未果书,连仲裁申请材料都不收。”章先勇说,申请劳动仲裁前,他先后接受过两次劳动调解。调解人员曾表示,23万的要求太高了,十二三万还差不多,由于与预期相差甚远,他没有同意。

  2012年7月23日,章先勇向永康市古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调解最长期限为15天,是否受理仲裁申请要在5天内决定并通知当事人,劳动争议案件应在受理仲裁申请45天时结束,需要延期的,延长期限不超过15天。这些程序每一步都走完,时间也不会超过3个月。

  可章先勇的这一步足足走了9个月。提交仲裁申请后,他在两个半月后拿到受理通知书,5个月后拿到开庭通知书,正式开庭是2013年1月25日,拿到仲裁结果是今年4月8日。

  对此,永康市古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表示,古山镇没有仲裁庭,劳动仲裁要向市里借庭。去年七八月期间,市里的仲裁庭恰好在修建,案件积压下来,就延到了今年1月。

  这个解释黄才根并不认可,“就是一个字,拖!”他告诉记者,相比周边其他地区,永康的劳动仲裁总是很慢。有人2011年提交申请书,2012年年底才拿到仲裁结果。

  而这恰恰是工人最难熬的阶段,由于受伤后没有收入、生活窘迫,他们总希望尽快拿到赔偿。在等不及的情况下,很多人会中途放弃仲裁,接受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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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疑

  仲裁前必须先调解

  工人耗不起

  事实上,在我国,调解一直是解决劳动争议的最主要方式。它不仅节省了争议双方在人力、财力上的支出,同时也能大大减轻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的工作压力,最大程度减少社会成本支出。

  但在黄才根看来,调解应本着当事人双方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可在永康,这个调解不仅是“强制”的,调解的公平性也有待商榷。

  “调解对受伤工人来说是个考验。”黄才根认为,工人文化水平低、拖不起,大多是外地人,这些现实因素都使他们在调解中处于弱势。

  这个观点,永康市劳动仲裁院院长朱喜福并不认可。他指出,调解是为了及时、就近就地解决问题,任何一方不同意都可以拒绝签字,所谓的“工人弱势”不够客观。

  相比调解,仲裁对程序和证据都提出更高要求,有一方不服还要走法律诉讼。如果每一项争议都要通过仲裁解决,对精力和资源都是浪费。

  永康市劳动争议仲裁委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该机构立案处理劳动争议案件405起,其中裁决案件76起,调解案件305起,其他结案方式24起,此外还指导乡镇调解案件2019余件。

  至于“强制”调解,朱喜福解释,要求出示“调解未果书”,一方面是为了督促下级劳动部门重视调解工作,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仲裁机构根据调解未果书的内容,全面清晰地了解整个事件。

  当然,如果工人不愿意调解,也可以直接申请仲裁。不过,根据法律规定,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应当先行调解——这也意味着,调解还是绕不开的程序。

  上诉

  不满仲裁结果

  继续上诉

  对拿到仲裁结果的章先勇来说,调解、仲裁已顾不上细究,他最关心的,是自己能拿多少赔偿。

  裁决书(永劳古字【2012】第2号)显示,被申请人钢镁有限公司应支付申请人章先勇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间待遇、住院期间护理费、伙食费等各项工伤待遇共计人民币164508元整。

  “上面连明细也没有,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对于这个结果,章先勇有些疑惑。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漫天要价”,他拿出一份“个人版本”工伤待遇清单,上面列了六项,每一项都参照了六级伤残对应的赔偿标准计算出金额,加起来23万余元。

  对于两者的差距,黄才根推测,可能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基数不同导致。按照相关计算方式,六级伤残对应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实际收入×16个月”。章先勇表示,自己在该企业的实际收入每月至少三四千元,但在补签的劳动合同上,他的计时工资写为1380元/月,这笔补助很可能也就按照“1380元×16个月”计算。

  “单单这一项,就少了好几万块钱。”黄才根认为,企业应该提供更多证据,证明章先勇的实际收入。

  一年多的索赔之路,也让章先勇从不知所措变得异常执着。他不再急着拿赔偿金,而是决定走法律诉讼程序,尽最大可能维护权益。

  “现在法院还在调解,我就是想看看,坚持下来会是个什么结果。”这个看起来老实、木讷、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中年男人,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更多打工者提供一个维权样本。

  时报讯 在章先勇一年多的维权过程中,“小小鱼”的角色不可或缺。这是一个专为打工者提供法律咨询和维权指导的公益性机构, 在永康外来打工者中名气很响亮。

  它的创办者江西人黄才根,6年前在一次工伤事故中被大面积烧伤。面对不愿担责的企业,他动用法律武器,历时一年多才拿到赔偿。也是这段经历,让黄才根感觉到了打工者的渺小。2009年12月,小小鱼劳工服务部诞生。三年来,它接待来访者1600余人,帮助工人争取赔偿上百万元,一步步成为打工者信任的“娘家人”。

  然而,就像硬币的正反面,辉煌的另一面,是“小小鱼”作为草根公益组织的现实困境。因为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黄才根身边的人来了又走,而他自己,则在不断地尝试中寻找存活的可能。

  

  简陋“小小鱼”维权指导已三年

  永康汽车西站附近的一条简陋小巷,“小小鱼”是个不太起眼的地方。20多平方米大小,前面接待来访,后面晚上住人。3台电脑、1个书柜,再加上一辆破旧不堪的长安面包车,几乎是所有拿得出手的“家当”。

  但是,这里每天都有人进进出出,口音来自四面八方,追讨工资的、工伤索赔的、代写文书的……遇上情绪激动的,还会哭哭啼啼、寻死觅活。

  “他们的心情,我都能懂。”6年前,黄才根和他们一样,遭遇工伤,遇上老板不肯赔偿,他跑到医院顶楼,满心绝望。所以他才知道打工者需要什么——切实的帮助,以及希望。

  “小小鱼”的另外两位工作人员,一个是来自云南的蒋兴奎,两年前他因为工伤向黄才根求助,渐渐成为这里的一员;另一位是大学刚刚毕业两年的罗长发,他曾在国内多个NGO机构供职,今年1月刚刚来到永康。

  三个人因为相似的梦想走到一起,维权的艰难还是超出他们的想象。

  永康地区的打工者,大多来自贵州、云南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文盲和半文盲超过五成。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相对淡薄,权益受侵时,忍气吞声和过激维权都时有发生。

  “他们不是不想解决,而是不知道怎样解决。”黄才根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来自广西的打工者罗师傅。他只读过两年小学,工伤后好不容易上了仲裁庭,却连“小小鱼”帮他准备的材料都读不出来。

  企业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也是“小小鱼”头痛的问题。在“小小鱼”登记在册的1600余位来访者中,明确自己有社保的人只有31.6%。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人发生工伤后,企业要承担全部赔偿——当事双方由此陷入“拉锯战”,这是谁都不想看到的局面。

  一边为工人撑腰说话一边面临生存尴尬

  比维权更现实的是资金困境。

  黄才根说,他现在要努力的,是怎么让“小小鱼”活下来。

  “小小鱼”每年维持运行的成本在20万左右。这其中除了黄才根自己垫付的3万,他还向家人先后借过七八万。2011年,德国米苏尔基金对“小小鱼”的两个项目给予了17万元的支持,项目全部完成后,小小鱼又倒贴了1万余元。

  “过去9个月,就发过一次工资。”说起经费,黄才根有些尴尬。去年10月,永康“小小鱼”的分支机构义乌“小小鱼”维持5个月后关闭,两位工作人员原本也是打工者,因为收入问题,他们又重新回到了企业。

  三年来,先后离开“小小鱼”的有20多个人。有人走的时候,不好意思要工资,还悄悄留下了500块钱。

  还在坚持的蒋兴奎和罗长发,一个在外面代理官司,一个帮别人做些网站,两人谁也不催黄才根,都在想办法缓解经济压力。

  这,不代表黄才根心里不急。去年开始,他尝试着进驻企业给工人做安全培训,因为免费,好几家企业都接受了。有一家企业接受培训后,一整年都没有发生工伤事故,这让他为此很骄傲。

  “能不能想法把免费过渡到收费,每场培训适当收些费用?”考虑到眼下急需资金,黄才根想到了在安全培训上做点,不过企业是否会买账,难度可想而知。

  另一个更遥远的设想来自经商。黄才根希望,等“小小鱼”稳定下来,他们可以和工友共同出资,在工业园区办个工人食堂,赢利后再按出资比例分成。“这叫以善养商,以商促善。”黄才根身后,是挂在墙上的一叠捐赠记录单。最大的一笔是2000元,它被放在第一页,很久没有更新过了。

  ●记者手记

  去永康采访前,我查了几组数据:一个是浙江流动人口数量,最新数据为2200万人;一个是流动人口的文化水平,按照省统计局官网公布的信息,2010年,我省流入人口中,初中、小学和未上过学的人口分别占57.1%、26.4%和2.1%;最后是浙江的用工缺口,以春节前后为例,数据并不确切,近几年媒体提及的数量从几十万到百万不等。

  显然,作为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浙江是不缺吸引力的,连续十多年位居全国第二的流动人口数量可以为证。不过,吸引力背后,是打工者的文化素质、企业的用工保障,以及浙江如何留住他们等现实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问题应该找相关部门解决。可对那些只有小学文化、甚至没有文化的打工者来说,这些部门的服务性和亲和力,似乎还不够尽善尽美;也许还有人说,浙江要留的是人才,不是廉价劳动力。但别忘了,每年几十万的用工缺口,相当一部分来自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也是我关注章先勇和“小小鱼”的原因。他们一个是打工维权的具体实践者,一个是打工维权的实际推动者,也许他们在个别人眼中是“惹麻烦”的,但不能否认,正是他们的“较真”,推动了一个地区就业环境的改善。

  黄才根曾对我说,他还是感谢永康有关部门的,肯容纳“小小鱼”的存在和成长。我想,这也是一个地区发展的需要,它不仅是完善的政策、有力的保障,同时也需要沟通、协调和全方位的渗透,后者,正是草根出身的“小小鱼”具备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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