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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给浙江电影带来无数荣光 浙影厂会就此和我们永别吗

浙江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浙影厂)老厂房要拆了,这大概是最近最让杭州老一辈电影人辗转反侧的事儿。
2018-07-12 10:43:56  来源:浙青网-青年时报  作者:王亚琪 周一豪   编辑:王悦丰

杭州有个影业路,就因浙影厂得名。影业路位于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南边,是条窄窄的小巷子,浙影厂就坐落在这条巷子的深处。这里,远远地就能望见“危房 注意安全 禁止入内”的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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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的老人是老厂房的建造者之一。

今年恰好是浙影厂成立60周年。这个曾经拥有160多人的制片厂,给浙江电影带来过无数荣光,如今,来往的行人只能从残留的“杭州电影拍摄基地”牌子上,窥得一丝当年的光景。当年,《胭脂》里“粉面含春,烂漫如花”的朱碧云,《唐伯虎》里芳华正茂的茅威涛、何赛飞,浙江人的光影旧梦,都藏在这小小的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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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影厂老厂房门前杂草丛生。

大浪淘沙里脱颖而出

各类电影生产车间应有尽有

上世纪50年代,全国几乎每个省都有那么一个电影制片厂。浙江电影制片厂1958年成立,厂址选在文二街西南侧,1959年12月动工,1960年夏天落成,办公楼、录音棚、洗印、剪辑、美工、字幕、放映等应有尽有,连当时不多见的空调系统这里也是有的。浙影厂的导演邹安祥说:“厂房是按照当时苏联的电影制片厂的模式和格局设计建造的。哪怕只是从建筑本身出发,那也是一种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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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影厂拍摄的电影的剧照及海报

那时,拍电影除了是技术活,还要做很多杂活,比方说导演也得搬器材、帮着拉绳子做隔离带。“那时候条件艰苦,哪像现在。”邹安祥感叹,“有自行车也是顶阔气的事儿了,我们把设备放在后座。借用黄鱼车,得先和它的所有者——食堂打商量,要是遭着食堂用它去买米,那还借不到。像摄像机啊那可宝贝了,用棉袄包起来才能带出去的。”

是全国省电影制片厂排头兵

虽然条件艰苦了些,但浙影厂一度是全国省电影制片厂的排头兵。1979年,历经动荡的浙影厂恢复生产,成为当时国内省电影制片厂中最早一批重新启动的制片厂,那一年还建了一个710平方米的摄影棚,隔年拍摄《胭脂》的时候,厂里还特意又进了一台阿莱摄影机,当年这种摄影机可是又贵又稀罕,而加上这一台,浙影厂的阿莱摄影机达到了三台。邹安祥说,“当时我们拍摄电影的设备特别齐全,于是许多其他地方的制片厂都来借人、借景。我来的时候是1975年左右,那时还叫浙江新闻电影摄制组,省里有重大的政治活动,都是要去采访的,采访到的内容就送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很多人都曾给毛主席等来浙江的领导人拍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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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浙影厂老厂房的正门。

“当时的中央电影局还曾经动过心思,想把浙影厂改成中国戏曲电影制片厂,但老厂长不同意,说故事片我们也是要拍的,于是就作罢了。”

曾吸引国外电影公司联合办厂

被浙影厂吸引来的还有国外的公司。“德国的爱克发电影公司想来和我们联合办厂,还有日本的富士电影制片厂,说要与我们联合建立一个‘东亚好莱坞’,计划造三个大棚,每年生产15~20部电影,那就比八一制片厂还要大了。他们唯一的要求是用他们的胶片,协议都签好了,后来因为思想还是比较保守,就没接受这个方案。”坐在正在拆迁中的老厂房前,邹安祥的眼神就像穿透了时光,回到了热火朝天激情澎湃的岁月。良久,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像是把千种滋味都咽回了肚子里:物是人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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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影厂老职工在待拆迁的老厂房里情不自禁地收拾起了场地。

“我是1958年建厂那会儿的老人。”顶着炎炎烈日,84岁的李玉琦出现在拆迁现场。他的语速很慢,往事记忆很深刻却又像是需要想一想才能缓缓道来:“我来厂里参与拍摄的第一部片子就是《西厢记》。当时没有摄影棚,片子是在国美的一个大礼堂里拍的,演员是金宝花、张茵。我们当时几十个人都住在文艺学校东南角的一楼,吃饭就在大礼堂里边吃,办公就在后面的山上。我还记得当时杨明上山被毒蛇咬了。”
李玉琦说,当年建厂房,一开始定的位置其实是在新建的小百花剧场斜对面,起墙都一人多高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江华路过,说这地方要留做体育场建设的,这才改址到了现在这处。
“那时候新造的房子算很高级的。我们这群人,当年都在这劳动过,不仅搬过砖,还种树。”李玉琦说,“当年窗户前面有很多栀子花,每年开花的时候都芬芳馥郁。那段时间我们就每天早上走五里路来上班,一直到搬进这里。”只不过浙影厂后来在1985年造的办公楼一直是“舍不得用的”,为了多筹集一些电影经费,建好后的十几年里都出租给了一家动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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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厂房内部现已破败不堪。

乘风破浪中力出精品

诞生浙江首部彩色宽银幕电影《胭脂》

现在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浙影厂,应该是风光正好。1980年出产的《胭脂》是当时我国第一部与境外合拍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也是浙江首部彩色宽银幕电影。它是浙影厂发行量最高的一部影片,当时全国共印制了35毫米拷贝276个,一时风靡。这类电影除了拍摄困难,放映设备要求也高,在当时杭州几家大影院“西湖”“新华”“新中国”和“太平洋”里,也就“太平洋”够得上放映条件。
《胭脂》的故事取自《聊斋志异》,这部根据越剧改编的电影,是浙影厂和香港长城电影制片公司合拍的,是浙江电影与香港合作的一次较早的成功案例。浙影厂的录音师章诚华说:“《胭脂》本身剧情很契合当时的大背景,它所传递的以老带小、传帮带的精神,还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赞扬。”1979年浙影厂恢复时,正好是改革开放不久,浙影厂是事业单位,但采取的是企业管理、自负盈亏,“这也意味着,我们成为了全国文化电影事业走市场化道路的第一个。”

在电影业低迷之际仍出了不少好作品

随后《何处不风流》《奢香夫人》《抬花轿》《唐伯虎》等影片陆续诞生,即使到了上世纪末,全国电影业处于低迷之际,浙影厂仍然出了不少好作品。其中,《假女真情》《信访办主任》获国家电影“华表奖”,《周恩来——伟大的朋友》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从建厂到1985年,浙影厂共拍摄现代故事片《人小志大》《心灵的火花》等12部,古装片4部,戏曲片1部(《西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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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抬花轿》,摄影:史近都

电视冲击+人才流失

在时代变迁中走到了曲终人散

浙影厂终究没能熬过电影产业的低谷。站在破败的老厂房跟前,无论是李玉琦、邹安祥,还是章诚华,这些在浙影厂奋斗了一辈子、哪怕退休仍记挂着它的老职工们,不禁想找出一个原因。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一个曾经那么闪耀,现在也是省内独一无二的电影制片厂,就这么败落了。
“厂里面现在已经没什么人了,人员都分散去了各处。”《唐伯虎》当年的导演是邹安祥,茅威涛和何赛飞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唐伯虎》,他说:“上世纪末,全国电影产业都处于不景气的状态,无论是大厂还是小厂,都力求推向市场化,打破过去电影计划经济的模式。在这样一个变革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考虑到这个问题,中央电影局就从上到下全归到了广电,想借助双方的资源带动电影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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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影厂拍摄的电影的剧照及海报

电视的冲击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人才的流失才是关键所在。“当时我也给各电视台做节目去了。因为没有办法,我们要在不断缩小的空间中寻求生存的办法。”邹安祥说,那时身为导演的他一个月薪水只有300块,一直拿了三年,“感觉没有人再关心电影,人心也就慢慢散了。”
于是,曾经被杭州文青们奉为打卡地点的影业路2号浙影厂,就像一个老人一般,在杭州城飞速发展的时光里,逐渐静默成了如今的样子———老式的电线纠缠在门口,汽车停在巷子边,大门推开的浙影厂里,是疯狂生长的杂草与树木。浙影厂的老工作人员带着记者穿行,也只能指着老厂房的一道门苦笑:这是我们当年的正门,这位摄影小哥,也请拍一拍此处作个纪念罢。
60年的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却刚好占据了那一代人的一辈子。在2018年夏季的这个下午,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摆弄着机器,在60岁的浙影厂老厂房跟前拍下了生日礼物,也是告别礼物。短短的影像片夹着喧嚣的知了声,并不如何专业,却承载浙江电影最为坎坷宝贵的60年。
浙影厂会和我们永别吗?老厂房全部拆除后它的未来又在何方?这些是老职工们操心的事儿,也是不少看过浙影厂作品的人想知道的事儿……

浙江打造全国影视副中心

现已形成完整的影视产业链

浙影厂老厂房要拆了,但浙江电影并没有停下脚步。
走过电影产业低谷的浙江,如今已经拥有2000余家影视制作机构、37家影视行业上市公司、3个国家级影视产业基地和30多个外景拍摄地。2017年,浙产电影数量超过百部,全国排名第二,备案申请超600部,通过的备案超300部。去年年初,省委宣传部把“打造中国影视副中心”写进了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点。不到两年,浙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影视产业链。
浙江人对看电影的热情也在上升。仅2017年,杭州的电影院就增加了32家。而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去年一年杭州电影院就贡献了12.69亿元票房,比2016年增长了18%;观影人次3815万,比2016年增长22%。电影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金名片,杭州也早已成了中国电影的“八大票仓”之一。
也是在去年,为鼓励原创,浙江还制订了影视剧本创作专项扶持计划并开始实施,加大力度培养本土创作人才,吸引国内外影视创意研发团队落户浙江;加强对IP开发、营销交易等环节的投入和引导,筹备召开IP大会,提高精品剧目的持续供给能力。此外,浙江影视创作题材库也在建立完善,重点引导促进现实题材、爱国主义题材、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地方戏曲题材、青少年题材的影视创作。
在电影历史连续不断的进程中,浙江人正在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感谢影视编导、杭州电影图书馆天明对本报道的支持,也感谢以保存和传播电影文化为己任的杭州电影图书馆最早关注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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