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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家庭成员侵害未成年人情况、从预防做起将保护向前延伸……杭州“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

上周四,最高检通报了鲍某某涉嫌性侵案调查情况。虽然本案最终查明不存在侵害未成年人情况,但性侵犯罪特别是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又一次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2020-09-21 11:47:22  来源:浙青网-青年时报  作者:记者 郑舜   编辑:蔡霞

今年5月,最高检联合国家监委等9部门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共同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相关主体发现性侵未成年人等犯罪案须强制报告。而在杭州市萧山区,早在2018年4月已开始推行类似制度。同年7月,杭州出台《关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强制报告制度)。两年多来,杭州已形成丰富的地方经验,一系列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得到及时处置。

同时,杭州检察机关一直在向前推进——萧山区检察院开始关注家庭成员侵害未成年人情况;西湖区检察院将对未成年的保护向前延伸,尽可能预防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情况的发生;杭州市检察院则在如何提升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中的司法社工服务质量上下功夫……

A

多亏了强制报告制度

小女孩遭受侵害父母却不信

邻居阿姨用强制报告制度帮了她

2020年春节,杭州某村9岁女孩兰兰因父母外出,由爷爷帮忙照料,却遭到爷爷猥亵。兰兰将此事告诉父母,父母并不相信。后当爷爷再次对兰兰进行猥亵时,兰兰偷偷用手机拍下了全过程。之后,兰兰想起了一个她很信任的人——邻居家阿姨。于是她拿着手机找这位阿姨求助。幸运的是,这位阿姨是村妇女主任,她在工作中了解到杭州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因此在得知兰兰的遭遇后,她立即上报。

当地妇联通过支付宝小程序举报给检察院。检察机关收到线索后,第一时间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加强关键性证据的固定指导。与此同时,杭州市检察院也指派心理专家对兰兰及其家庭开展系统性心理疏导。

现在,爷爷已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检察机关对兰兰的关爱及救助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

医疗机构报案的最多

物业、酒店、培训机构也开始加入

杭州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指出,兰兰遭遇侵害的情况能及时被报告并得到及时处置,与近两年杭州各家报告主体的努力分不开。“说明强制报告制度已实实在在落到了妇联等基层干部身上,且随着对强制报告制度的持续宣传,越来越多的报告主体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有强制报告的义务和责任。”

这一点也在杭州市检察院发布的一组数据中有所体现:截至目前,杭州共发生涉强制报告刑事案件34件。其中医疗机构报案16件,学校报案11件,妇联组织报案2件,物业、酒店、教育培训机构从业人员报案各1件。

“强制报告制度试行以来,最多的报告责任主体是医疗机构,现在也出现了物业、酒店、教育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可见报告主体在不断丰富。”徐萍表示这是一个好趋势。

相比最高检的《意见》

杭州的制度更与本地情况相结合

今年5月,最高检等9部门进一步完善机制并印发了《意见》,该制度也被写进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徐萍一直在参与、推进杭州的强制报告制度,该项制度在被最高检等部门推向全国后,她也第一时间对比了最高检的《意见》与杭州的强制报告制度。

“其实,之前与杭州强制报告制度同步推进的,还有市委政法委牵头、联合市检察院等多部门制定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干预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强制干预制度)。可以说,强制干预制度是强制报告制度的升级版,它包含了强制报告、立案查处、救助帮扶、亲职教育、监护干预等一系列内容。”

徐萍介绍,杭州的强制报告制度中的需强制报告情形、强制报告主体的范围等内容,没有《意见》涵盖的细与广。同时,最高检等9部门出台的强制报告制度,还特别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和监委对失职失责人员的问责内容,这也是杭州强制报告制度中没有全部涉及的。“不过,在杭州的强制干预制度里,对报告情形有着更详细的规定,与《意见》涵盖的范围相差无几。强制干预制度里也有对负有报告义务的机构和工作人员责任的追责制度,但没有能像《意见》那样强调了监委的监督责任。”

徐萍介绍,强制干预制度里有一个《意见》中没有的内容——针对涉案监护人的强制亲职教育。“这部分内容,是我们结合杭州的案件情况制定的。我们认为,保护孩子是成年人的责任,需要家长、老师有意识去引导孩子学会自我保护,但因父母疏于对孩子监护、教育,导致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情况常能在案子中遇见。”

该规定,就是让公安机关、检察院可以对“失职”监护人进行强制亲职教育,加强其履行监护、教育能力的培养。

B

萧山区检察院的新探索

家庭成员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萧山制定联合干预制度及时保护救助

杭州市检察院发布的数据显示,在34起涉强制报告刑事案件中,性侵案件有29件,故意伤害案2件,虐待儿童案2件,故意杀人案1件。被害人中,32人为女孩,2人为男孩。

“其中的性侵案大部分是家庭成员作案、熟人作案。受害人的家庭情况也都特殊,多为单亲家庭、离异再婚家庭等,且父母关系普遍不好,对于孩子的认知也存在一些问题,甚至有父母会认为孩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处置等。”徐萍介绍。

正因为这样,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在做一个新探索。

今年5月29日,萧山区检察院联合区法院、区公安局、区民政局、区妇联、团区委,印发《关于建立家庭成员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联合干预制度的意见》通知(以下简称联合干预意见)。该制度适用范围为发生在家庭内部,监护人或者其他实际抚养人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民事权利的案件。

萧山区检察院未检检察官方芸介绍,除了及时发现案件线索、打击犯罪,及时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同样非常重要。这其中安置救助难度最大的,往往是家庭成员实施侵害的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施行两年多来,收到的报告上来的线索中,也有部分家庭成员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的线索还达不到强制报告制度中规定的那9种比较严重的伤害情形,不构成刑事犯罪,但也确实给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都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萧山检察院检察官方芸给中建三局职工和“小候鸟” 普及法律知识。 检察院供图

父亲经常不交学杂费还酒后打女儿

检察官介入帮孩子解决生活难题

方芸介绍了一个她碰到的案例,也是这个案子,促使她推动建立家庭成员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联合干预制度。

之前,萧山区妇联找到方芸,说遇见一个棘手的事情。女孩小花的父母几年前协议离婚,当时说好小花由父亲抚养,但父亲平时不怎么管小花,甚至连学杂费也经常不交,他自己则时常喝醉。小花说,有时父亲醉酒后还会打她。小花妈妈得知情况后,就将女儿带走随自己生活。父亲见女儿被带走,开始打电话、上门找小花妈妈要人。在被小花妈妈一家人拦在门外后,父亲又去小花学校闹,影响到了学校正常教学。他屡次闹事后,小花妈妈不敢再把孩子送去学校。学校是希望小花能赶紧返校上课,但也担心小花父亲再来闹事。为此,小花妈妈和学校都向各自所在镇街的妇联求助。

接到线索后,方芸向小花和小花妈妈了解了情况,并从其他多方面调查核实。小花母亲说,她们已身心俱疲,她打算向法院起诉变更抚养权,但担心整个诉讼时间比较长,小花的学习会受影响。且经医院检查,小花已患上抑郁症,帮助小花脱离原生活环境已刻不容缓。

方芸向教师群体普及推广强制报告制度。

于是,方芸建议小花母亲,可先代小花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样小花在国庆假期结束后就可回学校念书。另一边,她们也可以再走民事途径解决监护权变更事宜。

联合干预意见明确了各部门职责

实施3个多月已成功办理6起案件

方芸介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隐蔽性强,发现难,而家庭成员作为施害人的案件往往更难发现,而且有不少可能程度没有达到刑事犯罪的案件。

“就像小花的案件一样,还是需要及时联合干预的。另外,过去很多民事案件,在办理过程中对于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注也明显不足。我们希望在职权范围内,尽可能给她们提供帮助。”方芸说,这也是制定联合干预意见的初衷。

联合干预意见明确了各部门的工作职责。比如检察院在收到相关线索后,应第一时间介入侦查(调查),及时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如果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应当立案没有立案的,检察院会进行立案监督,如果涉及到撤销监护权等民事诉讼的,检察院会依法一同出庭支持起诉等。如果受侵害未成年人需要心理干预、心理帮扶,检察院将提供无偿的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资源。

方芸给幼教群体的巡讲法律版知识。

据悉,该制度施行后,萧山检察院已成功办理6起家庭成员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其中4起为民事案件,3起已经判决,1起调解结案。

联合干预意见中还有一个首创的“附条件不建议撤销监护权”机制。

“我们考虑到,原生家庭是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如果都一刀切撤销监护权,对孩子来说未必是真的有利。”方芸表示,对于侵害人悔罪表现明显,获得被侵害人谅解,同时不是性侵害、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伤害的,希望能通过“附条件不建议撤销监护权”制度再给父母一次机会。

当然,为了确保孩子回到父母身边以后是安全的,联合干预意见也制定了监护评估、考验期、亲职教育、家庭教育指导等相关的配套规定。“案件办结后,我们还会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定期回访、持续关注,以确保孩子的健康、安全。”方芸说。

C

持续推进全力保护未成年人

成立服务中心细分司法社工工作内容

干预、帮扶、救助使未成年人尽快走出阴影

在关注如何及时发现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外,杭州检察机关还在关注未成年人案件的干预和综合保护工作。

今年5月底,杭州西子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推动下成立。这是浙江首家由市级检察机关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市民政局作为登记管理机关,专门服务于全市公检法司涉未成年人业务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徐萍介绍,在中心工作的有社工老师以及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的专家,将进一步把与涉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相关的干预、帮扶、救助等工作提前到侦查阶段这一诉讼程序之初,更为重要的是,还将对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情况、成长经历等社会调查工作、心理测评、疏导工作等交给更为专业的人士来完成,使得案件办理更为专业、高效。

“例如中心的社工中有专业做心理疏导的,我们已能细分到这个社工专门负责盗窃类案件,那个社工负责性侵案件的心理干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各司其职,司法的归司法,社会的归社会。”徐萍说,相关的干预、帮扶、救助等工作现在法规中是“可以”做的内容,但希望以后变成须“做到”的内容,“因为这些工作,对受侵害未成年人来说能减少二次伤害,能帮他们尽快走出阴影。”

目前,杭州的上城区、萧山区、江干区都在做该服务中心的试点。最高检推行的《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国家标准》试行工作中,萧山区检察院也成为全国12个试点地区之一。

在强制报告制度之外

西湖检察院从预防做起将保护向前延伸

早在2018年8月6日,西湖区检察院就与杭州西湖区教育局联合会签《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未成年人处置制度的意见》,并开始实施该意见。工作机制中对“校园性骚扰”做出定义,明确规定了校园性骚扰的发现机制、强制报告、先行调查、处置方式,以及后续的心理疏导、司法救助、保密义务等具体措施。例如学校发现校园性骚扰问题必须24小时内报案,向检察机关备案,不得瞒报、漏报、迟报或私下调解等。

西湖区检察院未检检察官郑蕾介绍,该制度实施以来,全区70余个中小学立即制定实施方案,严格落实,目前没有发现一例性骚扰学生的案(事)件,也没有发生一例类似舆论信息炒作。

今年,西湖检察院这方面的关注点更是往前延伸,希望能从预防做起。

“以前我们发现问题后就案论案,但这样的效果有限。我分析了近3年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后发现,侵害总是发生在一些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场所里,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从源头预防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情况发生。”郑蕾说。

建立未成年人“三不宜”行为处置制度

新兴的私人电影院成管理检查重点

今年5月25日,西湖区检察院联合区公安分局、人社局、文化广电旅体局、市场监管局等10个部门联合会签《关于建立未成年人“三不宜”行为处置制度的意见》。这个“三不宜”,是指未成年人进入不宜场所、从事不宜职业、开展不宜活动。如未成年人进入歌舞娱乐场所、网吧、酒吧等;用人单位招用不满16周岁的童工、招用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从事法律规定不宜从事的劳动等;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未经监护人允许携带未成年人开房等。

西湖检察院牵头各部门开展第一次联合管理行动,对酒吧进行检查。通讯员 孙月 摄

最近,郑蕾又注意到新兴的私人电影院。她发现,有的私人电影院有包厢且设有床铺,房门可内锁,未设置透明可视门窗,24小时营业并允许留宿,却不需要身份登记核验;有的不具备电影放映资格,片源版权也不合规,可能存在未成年人不宜观看的内容;有的还存在销售烟酒等情况,未成年人可以顺利地在这里买到烟酒。

今年9月11日晚上11点,西湖区检察院牵头区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联合管理小组,开展第二次联合行动,检查了两家私人影院,发现存在经营业态与许可不符、经营时间不合规范、场所设置不合标准、对未成年人进入没有特别的检查规范措施等问题。

西湖检察院牵头各部门开展第二次联合管理行动,对私人电影院进行检查。通讯员 孙月 摄

参与联合管理行动的西湖检察院检察官周玥介绍,“对于发现的问题,我们已依法向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加强管理,对不合规之处依法处罚、督促整改,切实筑起未成年人安全的防护网。”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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